一个出国旅行者正准备把信用卡递到酒吧侍者的手上,一个商务会议在一片握手和问好中开始,一个男人在公交车上咳嗽……这些本没有关联的事情被一种传染病联系在了一起。贝丝·埃姆霍夫从香港出差回到明尼阿波利斯,身体不适,她觉得这只是坐飞机时间太久的结果。可是不料,两天之后她却死在了急诊室。医生告诉她悲痛的丈夫,这个女人的死因不明。很快,相似的病例相继出现:现实剧烈的咳嗽、随后是高烧不退,接着是昏迷、脑出血,最后就是死亡。更为可怕的是,这种症状的患者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,明尼阿波利斯、芝加哥、纽约、伦敦、巴黎、东京、香港都出现了病例。这种传染病以不可预知的速度传播着,2个人、4个人、16个人,随后就是成百上千上亿人。医学无法解释和治疗这种新出现的病症,只能任由其肆无忌惮地传播。全球性的恐慌开始产生。在美国疾控中心,研究员们被动员起来对这种病毒进行研究,希望能破解出它的生物学密码,并以此为契机制作到治疗疾病的药物。部门主管齐弗博士为了能尽快找到攻克病毒的方法,不惜将年轻的女医生派往第一线工作。而与此同时,他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医学家们正在全力制作防疫疾病的疫苗。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,病菌更加肆虐,一种末世的情绪笼罩在了人们的心头。人们开始歇斯底里地要保住自己和家人的性命,治安一步一步变得混乱。一个活跃的专栏作家声称ZF在这件事情上消极应对,而且没有告诉人们病毒背后的真相。对传染病的恐惧开始变得和病毒一样可怕,并且传播得更快--在这种情况下,人类要何去何从呢?   《传染病》的灵感来源于数次谈话,当时史蒂文·索德伯格和本片的编剧斯科特·Z·本恩斯正在忙于制作《告密者》。本恩斯回忆说:“我和索德伯格在段时间里常常要坐飞机飞来飞去,于是我们就聊起人们在旅行之后总是会显得很疲倦,有的人甚至还会大病一场。然后,我们就萌生了要制作一部电影的念头。这个‘生病’的源头被留了下来,渐渐被推及成了人们在公共场所容易受到侵害的想法。我觉得集体受到袭击的情节应该很有代表性,而且也能折射出人性的内容。”虽然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传染病的故事,但是在导演史蒂文·索德伯格看来,这部电影讲述的人类的某种困境,他说:“我总是在脑子里幻想人类的一种几乎无法解决的困境,死亡如同时钟一般准确的来临,但是人们却无计可施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。这个复杂情况下的人的选择,是我感兴趣的内容。”对于一个导演来说,拍摄一部能让所有人都感同身受的影片非常难得,因为有题材、有剧本、有投资的情况并不多见,而且索德伯格对题材要求极为苛刻,这样的题材能落到他的手中,就更为难等可贵了。索德伯格说:“这种题材挺少见的,碰到了就要抓住机会。而且本恩斯的剧本非常好,既有发人深醒的内容,又不缺乏商业性的元素。这其实是一部严肃的关于全国性恐慌的电影,我觉得剧本里的故事和现今世界的格局很相似。医疗问题、ZF工作问题、人人自危的问题。实际上,这就是一个小社会,从电影里我们能看到现在社会的困境、症结和问题所在。”     片子主线清晰，故事明了，色彩控制沉稳，镜头语言娴熟，同时给了观众很大的想象空间。 但这不是最好的部分。 索德伯格运用非常精准的细节和刻意控制，十分内敛的镜头语言，将一个末世景象描述的非常真实。人性显得既不堪一击，又真实非常，没有美国电影一贯的孤胆英雄或者政府阴谋论，每个人都是普通人，构成了一个没有戏剧性，但也最充满了戏剧性的接近于真实的世界。 一开始注意到这部片子是因为几位主演都属于实力派，一位实力派可能是为了捞钱，两位可能是剧本很好，三位或以上一定是编剧和导演都有两把刷子。100多分钟的片长一点都没有让人觉得漫长，反而有太多可以展开的部分被导演恰到好处的一笔带过，比如已死的妻子的背叛，中国官员试图隐瞒真相的官僚主义，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博弈，政治斗争的牺牲，甚至香港街景的真实地址，日本最流行的手机等等，都真实的令人觉得置身其中毛骨悚然。唯一意外的是温丝莱特扮演的CDC官员居然没有什么特别起伏的戏份就马革裹尸，令人格外觉得神秘的自然面前，人类脆弱得很，超人蝙蝠侠式的自我安慰根本是自欺欺人，真实才是最残酷的。